[摘要] 国务院7月31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
跟进
配套措施有待落地
而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每一个民众都能公共福利，并非一蹴而就。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公共成本是指为容纳新市民化人口，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城镇建设维护投入、公共服务管理投入、社会保障投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投入、保障性住房投入等。
专家们对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有不同估算。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测算，在未来2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70%的情况下，户籍改革成本累计相当于财政用于与民生直接相关支出的约16%。“实际上，如果考虑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净流出地区所带来的财政支出减少效应，层面的户籍改革成本应该更低。以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均等化为导向的户籍改革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屈小博表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人均为13.1万元。2030年之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51.1万亿元，这笔巨额支出将成为财政负担。不过，按学者陈金永的测算，如果分15年完成户籍改革，每年成本是北京奥运会的五分之一，政府财力完全可以承受。
而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曾表示，目前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对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部分进行了一定比例折算，已经体现了常住人口因素。在均衡性转移支付中，已经考虑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素，将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办法，有效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和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兼顾
发挥政策分类和定向作用
有专家认为，改革的考验并非在于财政投入总量，而主要是改革成本的巨大地区差异。
有人认为，30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户籍价值差异并不太大，当城市规模达到500万人以上，户籍价值会随着城市规模增大而大幅提高。改革成本前十位城市的累计成本占总成本的75%。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户籍价值高、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的改革成本更高、改革负担较重。
汪德华也表示“我们改革的难点不在于城乡差异，而是区域差异。举例而言，广东省和河南省的差异要比同一个省内城乡的差异更大。如果河南农村人口转移为河南小城市的市民，改革的成本较小，而如果是河南的农民转移为广东的市民，差异是比较大的，财政成本增加的幅度相对会更大。”
而根据《意见》精神，此次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包括：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的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特大城市的户口因为附加的教育、医疗、社保福利，还有大城市相对较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具有强大吸引力，但却准入严苛；小城镇户口虽然完全放开，但因为没有了农村土地，又缺乏大城市的户口含金量，则相对的缺乏吸引力。
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而言，城镇化以及农民工市场化的空间不同，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陶然认为，目前来看，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是承接户籍转移的主力，同时，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也很发达，这些地区的人口很难“疏散”。有机构统计，目前跨省流动的8600万农民工中，60%以上的集中在19个城市，其中上海占了900万，是吸引外来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一个市，市民化的任务最重。
他认为，在城镇化的初期，大城市膨胀是一个必然现象，但这未必给大城市、特大城市带来户籍改革成本的攀升。“大城市的‘城市病’在合理的管理下，是不必然出现的，而且如果户籍改革的措施改得好，对政府而言可能成本有限，巨大”。
而马庆彬则认为，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分类和定向，要加对大中西部城市群的培育。“定向就是要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提高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才能真正地把更多的人口吸引到这些中小城和小城镇中来，使国家的人口布局更加的合理化。”他说。
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表示，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不仅是实施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也是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问题。无论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还是促进农民工落户，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下一步将改善中小城市的交通条件；夯实中小城市的产业基础，稳定和扩大中小城市的就业；加强中小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引导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在中小城市的布局，优质教育和医疗机构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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